应对疫情人类必须演化适应和演化适宜

“演化适应（evolution adaptation）和演化适宜（evolution fitness）”可以与医学上的“免疫适宜(immune-fitness)和免疫适应(immune-adaptation)”作类比。后者是大家比较熟识的概念。它是指机体对外部刺激(如感染原，过敏原)的免疫适度反应过程和免疫适宜状态。如果免疫反应或免疫状态不足或过度，二者均可引起疾病甚至死亡。而临床医学干预的目的，就是帮助失调机体回复免疫适宜和免疫适应状态。当然，急性和慢性病、轻症和重症，干预的方式、方法必须精准适配。

从达尔文进化论角度，瘟疫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，由于生境变化（注意：包括人类自身活动）引起的人类与生境（包括社会、心理和生态环境）失调的爆发状态。此次新冠疫情只是人类文明历程中多次“瘟疫”的又一次爆发过程，直至目前尚无明显特殊之点。而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的成员，应对瘟疫的总体策略应该是：使人类处于演化适宜和演化适应状态。任何轻视防控或过度应对都不可取。因为无论从宇宙演化史或宏观微生态平衡角度，地球生物圈的演化有其自身的规律，这种演化内涵包括物理学、生物学和社会学范畴。从系统论哲学角度，疫情作为一个特殊系统，其首级子系统包括：感染微生态、公众心理生态和社会管理经济生态三大层面。具体的理解：应对疫情要包括全力救治病人、防止恐惧心态扩散和保障社会经济稳定。从生物-心理-社会疾病模式角度，新冠疫情是人类宏观微生态失衡的急性爆发。因此防治传染病（包括其他所有疾病）是也必须应用这种新的疾病模式。

全球各国、各省市、地区，唯有对疫情资料，用信息系统学原理的大数据动态分析，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分析，精准施策，作出科学决策，才能最终取得最佳效果。任何片面理解和信息粗粒化处理去应对疫情，如把病毒视为唯一敌人、把某个微观检测指标机械地作为评估疫情级别、严重度或趋势标准、寻找单一的所谓最有效治疗或预防药物等等，不仅对当前疫情防治不利，也将影响整个社会文明演化的进程，包括中国社会的科普和科学精神提倡，以及对当前医疗体系改革和医疗、医学科学本质的认识。遗憾的是，当今世界的主流理论（包括东西方社会），对上述概念并非认同，因此，我认为，应对此次疫情，应该促进人类对文明趋势的反思，用创新思维，重新规划设计新文明的起点。我想这也是钱学森提倡科学革命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宗旨，并且指出：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。而要实现钱学森的理想，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在全民开展宣传讨论和学习钱学森的“现代科学技术体系”思想理论、普及和建立“新的科学观、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发展观”，同时，动员全国科学技术界，包括自然科学、哲学社会科学和各学术专业团体组织，共同参与。维如此，怎能完成钱学森倡导的“科学革命和第二次文艺复兴”。